周王虽死，风波未停。
都察院御史、朝廷六部主事、给事中等纷纷上书，要求朱允炆严惩谋逆臣子，迁罪周王家眷，用族刑以昭天下。
族刑，即全家族，乃至整个宗族的死刑制度。
夷其三族，诛灭九族，都属于族刑的范畴。
当然，这些官员提出族刑并不是打算干掉老朱家所有人，而是想让周王府付出更大的代价，以惩罚他们不可饶恕的罪行。
朱允炆看到这些奏折，只冷冷地丢到了一旁，一句话都没说。
族刑起源于上古时期，本就是没人性的时代，当时赢了杀掉对方全家，是为了省一口饭吃。
到了周朝，法制观念的水平是相当高了，提出了“明德慎罚”的理念，反对“罪人以族”的株连，主张“罪止其身”。
这与后世法律几乎是没啥差了。
只是后来礼崩乐坏，春秋争霸，灭族、灭国都成习惯了，“三族刑”才变得司空见惯，便一直流传下来。
很多人认为族刑就是全灭，什么老弱妇孺，鸡鸭狗兔，一个不留。
其实这种认识不完全对，比如在隋朝时期，其《开皇律》规定：“谋反，反逆者，本人与父子兄弟斩首，家口没官”。
就是说，如果谁谋反了，只杀掉他本人与父子兄弟，他的母女妻妾姐妹与旁系男性亲属，那都是可以活着的，不过沦为官府的奴婢罢了。
《唐律疏议》规定：
凡谋反，谋大逆者，无论首从，皆斩，其父与年十六岁以上子绞，年十六岁以下子以及母女妻妾，兄弟姐妹没为官奴婢，家产没收。
所以在唐代谁想要造反，最好是趁孩子还没满十六岁的时候去干。
说来滑稽，元朝是唯一一个没有族刑制度的朝代……
别不相信，虽然元朝不咋滴，加上不是汉族人，但元朝的刑罚却是很宽松的，原因很简单：
他们不太懂法，也不重视用法律解决问题……
元朝解决问题的方式很简单，族刑神马的，太低级了，他们用的是屠杀……
朱元璋认为元朝是“宽失天下”，在大明律法上用“重典”，什么剥皮、宫刑、三族刑都冒了出来。
朱允炆打心底不认可族刑，这种不人道的酷刑太过黑暗，再说了，干掉周王的影响已经够大了，再把朱有炖、朱有爋这些根给除了，保不齐燕王、代王等人为了避免哪一天自己不被“族刑”，到处闹腾。
但朝臣有理有据，总这样三番五次上奏折，朱允炆也烦了，加上朱有炖、周王妃存在包庇属实，便将其贬为庶人，留置京师，同时下旨收回周王封地，将其田地发卖，这才止住了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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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朱有爋等王府其他人，则悉数安置在了京师周王府，禁足一年。
这一日，大明迎来了一场特殊朝会。
朱允炆并没有处理朝政，也没有让官员奏禀具体事宜，而是让所有官员思考一个问题，贪腐为何屡禁不止？
“大明开朝以来，贪污横行，刑狱盈满，
太祖治理三十年，未治根本。如今朕欲行清明之治，禁绝贪腐，尔等悉心思虑，贪腐由何而生，为何而存，又如何防范未然。”
朱允炆面向百官询策。
对于贪污、腐败问题的治理，朱允炆也是很头疼，在有电话、有网络、有高铁、飞机的时代，这个问题从来都没解决过，在这落后的大明，该如何治贪、治腐？
高薪-养廉？
算了吧，看看大宋朝的那些文官，一个个肥的流油，结果呢，该贪的还是贪，该拿的还是拿。
低薪养廉也被洪武朝证明是行不通。
只靠个人自觉，朱允炆又觉得不太现实，几百两就能收走一个知县，三千两就能搞定一个知府，他们的自觉哪去了？
可不治理贪污腐败又是不行的，所有的州县都是大明的基石，开封府官场塌陷已经够严重了，再继续塌下去，大明这座宫殿就该归入高危建筑了。
“各抒己见，谁若是没有奏对，就不必下朝了，朕有的是时间等！”
朱允炆见众人不说话，便定下了基调。
百官听闻，顿时窃窃私语起来。
礼部侍郎黄冠出班，道：“皇上，贪污腐败之根本，在于本性不坚，没有谨记圣人教诲，食百姓民脂民膏，肥一己之欲。善治之策，应强圣人教诲，修身以报效朝廷……”
朱允炆皱眉，问道：“圣人教诲谁给他们去说？难不成每日登堂入室，先对孔孟行礼，再修身半晌，后行政务？”
黄冠语塞。
董伦站了出来，道：“黄侍郎所言贪腐之人，是食百姓民脂民膏，肥一己之欲，臣以为极是，纵观所有贪腐，皆是因欲而起，因欲而狂。故此，应大兴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以重塑朝廷风气。”
“程朱理学当真能治贪腐吗？”
姚广孝站了出来，反驳道：“程朱理学说到底是一门学问，并不是防贪治腐之要义。臣以为，贪污所起义贪念，但要切断贪念，却需要两把刀，一把刀是朝廷法令，以法明可为与不可为，以令别有罪无罪，另一把刀则是监察，监察缺失，过于轻信一二人之言，是极大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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