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丞刘伯钦看向顾正臣，提醒道：“县尊，今日审理的是孙娘掘坟一案，不是孙二口失踪一案，何况按照规矩，无状纸不给受理。”
顾正臣冷眼看去，毫不退让地说：“孙娘掘坟一案，有众多疑点，存在案中案，只需行一状纸。若县丞认为这样还不够，那就由本官替她写一份状纸如何？”
刘伯钦脸颊上的肉微微抖动，不再说话。
顾正臣看向孙娘：“说吧，你不说，没人能找回你儿子，说出来，至少还有一线希望！”
孙娘听闻，连忙哭诉。
洪武六年三月二日，孙二口刚满十八。
四日半夜，孙娘染病。
孙二口去贺庄请郭宁大夫，郭大夫登门诊治，给开了药方，命孙二口按方抓药。
当夜，孙二口一去不返。
孙娘见儿子迟迟不归，担忧不已，拖着病躯找寻，却只在移风乡与孝义乡界河桥上，找到了三包中药。
而孙二口，至此失踪，生死不明。
顾正臣想象着当时，询问：“河中下游可有人找寻过？”
孙娘擦了擦眼泪：“当夜晚间，就有里长、耆老找来乡亲帮寻，沿河走出五里不见人影。当时刚入夏，河水并不深，也不急。”
顾正臣敲了敲桌子，沉声说：“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失踪，这件事确有疑点。刘县丞、赵主簿、陈典史，你们以为如何？”
“但凭县尊差遣。”
刘伯钦三人同声。
顾正臣也不再多说，从桌案的一个签筒里取出一根四指宽，长一尺的木牌，提起毛笔写下：
计开：提审贺庄郭杰、郭宁、郭梁。
牌出：句容县衙。
洪武六年九月三日给。
定限本月五日回销。
书写完毕，顾正臣拿出知县官印，压了红泥，重重按在木牌之上，看向班头徐霖：“让这三人明日到县衙。”
徐霖接过信牌，领命退至一旁。
明代县衙传人，并非说一句话，安排个衙役就能去提人，必须有信牌。
类似于后世执法，你得有证件。
在汉代时，使用驿传时，有“持尺五寸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的说法。
唐时，乘驿者给银牌，但也出现了“木制符信”。
宋代初期，乘驿者开始将银牌普及为木牌，估计也是为了节约成本……
大明开国，朝廷上下堪称困顿。
老朱自己都不舍得用纯金，多用镀铜器物，更不可能给天下府州县普及铜牌，还是木牌好，制作简单，价格低廉，别管是驿传还是府县，统统都用……
这种木质信牌，作用是“临民公务”，规矩是“遣牌下乡”。
衙役无信牌下乡办事，受杖刑一百。
另外，别说衙役不能轻易下乡，就是胥吏，县丞，知县，没事也不能随便出县衙去乡里。
很多人不知道，大明官场有一条规矩：
县官不许下乡村。
县官并不能随便离开县衙，除非是“点视桥梁圩岸、驿传递铺、踏勘灾伤，检尸捕贼抄札”之类。只不过在执行过程中，这个规定往往是县官不能随便出县城。
就在众人以为该退堂时，顾正臣突然对孙娘发问：“前几日本官探访牢狱，你暴起而伤人，想来是有缘由的吧？”
典史陈忠微微眯起双眼，锐利的目光盯着孙娘。
孙娘畏惧：“草民一时糊涂，误伤了人，并无其他缘由。”
顾正臣清楚，她不信自己可保她。
确实。
自己虽然是句容知县，但这里并非完全自己说了算。
周围的吏员、衙役，哪个没立场，没小心思？
典史控制着牢狱，动点手脚并不难。
“让她画押，退堂吧。”
顾正臣起身走向二堂，书吏将记录的堂上对话递给孙娘，画押之后，自有衙役带回女监。
通过堂审，顾正臣有一种直觉，贺庄里面藏着秘密。
孙一口被埋，死不见尸，在贺庄。
孙二口失踪，活不见尸，与贺庄大夫有关。
还有总是断两根手指的郭杰，是贺庄人氏。
顾正臣翻看着卷宗，再没找到其他线索，若是提审郭杰、郭宁、郭梁三人依旧找不到线索，就只能找个理由去贺庄走一趟了。
“老爷，孙十八回来了。”
天黑时，顾诚进来通报。
“哦，让他来。”
顾正臣收起卷宗。
孙十八走入房间，面色有些凝重：“老爷，贺庄并不简单。”
顾正臣微微一笑，果然有戏：“若是简单，事情也不会隐藏到现在了，说吧。”
孙十八让顾诚在外面守着，低声对顾正臣说：“据打听，贺庄的郭家老太爷名作郭晏，是句容城中郭家分支，那郭杰有个堂兄，此人老爷也认识。”
“谁？”
孙十八严肃地说：“入城祭祀时的礼生郭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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