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种选择，恰如同死海卷宗案对不同文本的拼接选择一般。依照死海卷宗案的裁判要旨，最重要的是作者完成工作的成品，是否能够与‘公共领域’的古本进行区分。”
“根据该判断原则，我当事人下川的点校作品已与古本存在显着不同。不仅有标点断句，还有注释、校勘等内容。因此，原告代理人请求合议庭参考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死海卷宗案判决，确认下川的点校作品具有可版权性！”
一番话语落下。
法庭陷入了比方才还要更加无声的安静。
投影上的白板清楚地展示着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死海卷宗案判决。
旁听席上的知识产权专家们，无一例外地微微张大着嘴巴。他们不敢相信面前这两个年轻的原告律师，对于外国法判例的收集竟然达到了这种地步。而且死海卷宗案与下川的遣唐记点校，似乎非常类似。这个西洋判例的抛出可以说是一枚tnt炸药直接引爆。
刹那间，法庭上的不少目光又都落在了被告席上，看着被告律师将会如何回应如此棘手的案例。
宇都宫两道眉毛，高高地拧起，迅速地在手提电脑上搜索着死海卷宗的判决，立刻浏览起来。
如果说，方才他还笑话北原当场在浏览着费斯特出版公司诉乡村电话公司案的判决，那么此刻，宇都宫就是在做着和方才北原一样的事情。
真的是咄咄怪事！
为什么面前这两个小毛孩，连以色列的法院判决都能找到？！
如果说，此时有人对宇都宫说，他所面对的其实是一个二十人规模的知识产权豪华律师团，那么宇都宫会毫不犹豫的相信。
这位法学教授的目光迅速在死海卷宗案的判决扫动起来。
不到片刻，宇都宫迅速站起来说道：“合议庭。死海卷宗复原与汉文原典点校，不可相提并论。第一，死海卷宗复原的过程涉及到将近1万5千块残片的拼接。也就是说，死海卷宗本身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手稿。而反观《东土巡游遣唐记》，其文本本身已经完好。且足足有17个底本，可以互相比对。而死海卷宗的拼接，根本不具备这种良好的条件。”
“其次，齐慕容教授对死海卷宗的复原包括对残缺的内容进行补足。原告呈现的该判例清楚载明，复原出来的文本内容，包括了不在原始希伯来语手稿中的内容。齐慕容对手稿的残缺部分，根据自己的猜想，进行了填补。”
“也就是说，以色列该案的原告工作，实际上具有一个‘从无到有’的生成过程。尽管齐慕容的工作仍然是复原死海卷宗的内容，但其所谓‘复原’，已经包括了某种程度的创造。”
“正是这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才使得死海卷宗的复原工程能够被认定为具有独创性。而纵观本案，《东土巡游遣唐记》的点校过程，并没有包含这种对缺失内容的填补。尽管原告下川有根据其他底本的内容，对点校底本遗失的内容进行了补足。但是该补足，不是其个人化的创造结果，而是仍然来自于已经在先存在的古代底本。”
“因此，本案的汉文原典点校，不可与复原死海卷宗相提并论。原告代理人提交的以色列最高法院的该判决，不具有可参考性！”
北原听着宇都宫的言语，朝前迈进一步，大声反驳道，“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准确识别出作者的贡献。从遣唐记的排版、校勘、断句来看，我当事人的点校成果显然清晰，并足以辨别。被告代理人对于死海卷宗案的评论并不恰当！”
宇都宫看着面前的这个年轻人。
他实在是没想到在法庭辩论阶段，这个北原还能迸发出如此强悍的战斗力。
但正如同你有死海卷宗案，作为压箱底的武器一般。
宇都宫亦有藏作最后一手的外国判例！
这位法学教授再度看向审判席，“被告代理人在此呈出第三个西洋判例——音乐曲谱案！其系发生于英吉利和法兰西两国。当事人为索金斯博士。其收集了路易十四时期的一位作曲家手稿，并对该作家的音乐曲谱进行复原，包括将原始乐谱改为现代乐谱，并结合不同版本的手稿进行校正。后该曲谱被音乐制片公司所利用，索金斯遂起诉该音乐制片公司，侵犯其着作权。”
“请合议庭尤为注意法兰西法院的观点。尽管该案法院判决索金斯对复原的音乐曲谱享有着作权。但关键因素是在于其为了复原时代风格，添加了许多现代演奏者应当如何演奏该音乐手稿的注解。法兰西法院尤其强调，如果复原的编曲结果与作曲家的作品严格一致，那么将仅仅构成原作的简单转换，而无法体现个性化的特征，不能受到版权保护。”
“音乐曲谱案的判决旨趣恰与本案相同。索金斯将路易十四时期的乐谱，以现代乐谱的方式表现出来。该项过程实际上与古籍点校中，采用现代标点进行断句，十分类似。然而，法兰西法院已明确该项工程并不具备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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