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写道：
“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
“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
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或许从那时开始，鲁迅就奠定了海婴一生的基调：
不必光芒万丈，不必成为别人，只需按照喜好，成为自己。
依照天性，海婴的事业不仅没有成为鲁迅的延续，反而与鲁迅颇喜爱的文学南辕北辙。
这一切，与海婴从小历经过的种种密不可分。
海婴100多天时，鲁迅带着全家去照相馆里拍合照。
小小的海婴，还无法走路说话，但却对第一次见到的，可以发出剧烈闪光、声音的“镜匣子”，异常感兴趣。
五感敏锐的鲁迅，很早便发现了海婴对镜头的喜爱，于是更加注重培养他看电影、戏剧，不论走到哪儿，都要合张照。
一次，鲁迅带海婴到日本去，拍下一张照片，后来还在文章中感慨道：
“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儿子拍过一张照，他满脸顽皮，真像个日本孩子。”
通过镜头定格海婴的成长，是鲁迅始终在做的事。
少年周海婴在这样的熏陶下，海婴对摄影有了模糊的概念。
但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未来将会与摄影结下长达70年的缘分。
海婴5岁多的一天，跟鲁迅一起乘坐黄包车，鲁迅看到车夫的手受伤了，不急于赶路，而是语气温和地让车夫等一下。
小小的海婴站在父亲身旁，不知所以然。
他好奇地望过去，只见父亲用随身携带的绷带，动作温柔地给车夫包扎。
这个场景，如一个个慢镜头堆叠在一起，诠释了最底层人民的苦难，也诠释了父亲的共情之心。
海婴深深被震撼了。
从那刻起，海婴学会了平视世界，喜欢上了观察普通人的一举一动。
在海婴眼中，时代背景下的普通人，都过得那么艰辛，大家饱受战争侵袭，很多人流离失所。
可每个人都向死而生，掩藏不住坚强的底色。
海婴逐渐开始理解，自己因为父母的奋斗，过着相对优渥的生活，但并非人人拥有这样的条件。
他也想跟父亲一样，为普通人民做些什么。
然而，还没来得及等他做出些什么，父亲就因病去世了。
临终前，他嘱咐许广平：
“孩子长大，尚无才能，可寻点小事过活，
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这就是鲁迅对孩子的希冀，他不求海婴名震四方，只求他健康成长，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工作，好好生活。
鲁迅的临终嘱托，让海婴明白，他不用成为父母的延续，父母那些未完成的梦想，不必他去实现。
他是他自己，可以去做一场全新的梦。
海婴的梦，生根于幼时父亲带他拍照时传递出的慈爱，也在后来的经历中发芽。
1936年末，鲁迅刚去世不久后，许广平收到一位姓蔡好友来信，邀她去杭州散心。
那年海婴年仅7岁，自然不能脱离母亲的看管，他们母子二人一起到了蔡家，海婴管她叫：“蔡阿姨。”
在杭州的日子还算惬意，海婴每天随母亲与蔡阿姨外出。
很快，蔡阿姨随身带着的黑色小型相机，引起了海婴的注意。
小海婴发现，这个神秘的“黑匣子”可以把风景收录其中，然后风景摇身一变，就能成为一张张可随身携带或挂在家中的照片，神奇极了。
为了摸摸那台“黑匣子”，更为了弄清照相机的成像原理和使用方法，他每天围在蔡阿姨身边，或问这问那，或用心观察。
经不住海婴左缠右磨，在蔡氏简单的讲解后，海婴上手拍了几张照。
当时相机和胶卷的价格颇为昂贵，海婴开心地按下快门，另一边的蔡氏早已“心如刀割”。
在拍下“渔夫撒网”的照片后，蔡氏就将相机收回了。
海婴并不尽兴，拍摄照片的兴趣更浓厚了，拥有一台相机，成了他热切的渴望。
许广平看得出海婴对摄影的热爱，在他12岁那一年，跟朋友借来一台相机。
海婴由此开始专门学习摄影。
起初拍下的两张雪景照片，被许广平起名为“雪痕鸿爪”和“大地蹄痕”。
两个标题之下，是一位母亲对孩子进步的鼓励。
有了母亲的支持，海婴对摄影爱得更加深沉。
此后余生，他从最初的底片冲洗，到后来的数码相机，拍下了2万余张照片。
自始至终，他的镜头下只有一个题材：普通人。
于是，身着简陋衣衫，仍旧满脸笑意、昂首阔步走在大街上的小贩步态，被海婴如实用镜头记录下来。
历经岁月变迁，这张照片成为那个时代里，人民在压迫下展现乐观精神的明证。
周海婴曾拍摄摄影作品《熟食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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