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沈万三是一个历史传奇人物，种类不同的史书记载不尽相同，但是朱元璋对待这一类型的大地主遂行打击则是基本的事实。
当时的政策，诸如江南重税、迁富民、迫使沈万三修筑南京城墙，以金钱犒赏明军，发各类苦役，无不带有政治原因。
甚至朱元璋遏制私人海上贸易的“片板不许下海”的政策，以及苏松人不得官户部，乃至蒲寿庚子孙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等，当然也是针对江南地主的。
洪武初年，嘉定大地主万二，原为元朝遗民，“富甲一郡”，后来他看出形势不对，于是“买巨航载妻子泛游河湘而去”，果然“十二年，江南大族以次籍没，独此人获令终”。
经过朱元璋对江南地主的不断打击，苏松一带的“豪民巨族，铲削殆尽”，三吴地区的大地主，“既盈而复，或死或徙，无一存者。”
朱元璋对江南地主的打击可以断言是不遗余力，江南地主的被残虐可以说是奄奄一息。
由于明王朝的这一高压政策，还影响到当时江南许多士人不愿意做明朝的官，甚至家里有人喜爱读书，然而“恐为郡县所知，反督耕于田亩”。
可见朱明王朝对于江南大地主接近以及士大夫阶层的打击，引起的心理恐惧以及心理阴影是多么地痛刻。
这些，不用张居正说，魏广德也知道。
现在的大地主，除开勋贵这股新兴势力，其他的多是那些年积极参与科举，获得朝堂地位重新建立起来的家族，都是依托大明朝发展起来的。
不管是张居正自身家族还是魏广德家族，其实都是属于新兴势力，借助权利开垦田地，其实已经算是地主了。
当初魏广德都不知道，自家居然背地里就有了二三百亩田地，还都是没在朝廷鱼鳞册上的田地，就可想一般。
其实，这样的田地，魏家有，张家未必没有。
张居正搞出来的清丈之事，多少也把刀砍向自己，但毕竟他身为首辅，担着国朝，为了国家命运，也是不得不为之。
这或许就是政客和政治家的区别，政客在私事和公事上，更多会偏向私事，让他显得更自私，而政治家则会更看重公事，只要对国家好，他们会选择公事为重，甚至不惜损害自己的利益。
“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试行，反正我不会同意在江西和南直隶先行试点，这很容易让一条鞭法推行面临更大的风险，甚至夭折都有可能。”
魏广德直言道。
魏广德很早就表现出了支持一条鞭法、支持开海，支持商业发展等政策，但是却从未在税法上想过要做什么，因为历史经验告诉他，那只是徒劳无功的做法。
就算是到了后世，法治社会，苛捐杂税已经很难彻底根除。
他实在没有办法让地方官府的官员人人都能够清正廉明，廉洁奉公。
他能做的，无非就是尽量把浮粮从穷苦百姓头上转移到那些有钱人身上，让他们能少承担一些，自己生活好一点。
所谓“浮粮”，正是因为转移土地田产的实际控制权，引起田赋税收转嫁给小民的部分。
魏广德想做的，其实就是把清朝雍正皇帝做的摊丁入亩搬到明朝来，也就是想等张居正把清丈田地和一条鞭法施行以后，他再想办法推出来，搭顺风车。
但是，一条鞭法有地方和朝廷官员的支持，比较容易实现，但清丈土地这个事儿，魏广德仔细思考后就觉得很难办到，也得罪人，所以只能让张居正自己折腾去，他不阻止就是了。
现在张居正和他讨论这个事儿，自然就要把问题说得严重些，让他更慎重推进此事。
“最初我是想在江西，不过既然善贷反对，那我再想想其他地方。”
张居正开口说道。
他看出来了，魏广德不反对清丈之事，只不过担心太过。
他哪里知道，魏广德其实才是最不担心的人，只不过不想和一条鞭法搅合在一起。
魏广德也不知道清丈最早是在哪里做起来的，所以不便发言，让张居正自己考虑好了。
同时他也很戒备，从张居正找他私下商议，再到提出江西十点，魏广德猜测老张是想把他也拖下水。
毕竟内阁首辅次辅都支持的话，下面的阻力应该会小许多，地方官员多少都会有所顾忌。
实际上，魏广德想的没错，此时张居正心目中新的清丈土地的试点省份，福建已经排到了第一位。
福建，本就是人多地少的省份，虽然幅员辽阔，可山地太多，适合耕作的土地有限，所以福建人一直有经商的习惯。
朝廷把开海港口设在月港，其实也有帮助福建人的意思。
而且，现在福建左布政使劳堪是魏广德同乡同年，两人关系不错，张居正也是知道的。
把福建推出来做试点，只要福建做出来成绩，其实外面也会猜出魏广德的态度，都不需要他自己说，那效果其实还更好。
“那今日就这样吧，等我想好试点地方再和善贷谈这个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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