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的行政区划调整，是从北向南挨个进行的。
由于五代十国的乱世，大宋的州非常多，许多州仅辖一两个县，所以历代大宋皇帝都在不断进行着调整。
王伦也打算进行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至少也要一次到位。按照政事堂讨论的结果，大宋三百多个州，最终要合并为新汉朝的一百六十个左右的府。
汉唐以来形成的传统，州名多用单字，二字州则代表着羁縻州，是不设流官的。而王伦推行“改州为府”，府名皆为二字，由于大宋本就对州名额外确定了官方认可的二字郡名，故而可以直接拿来用。
至于没有郡名的州，则挑选秦汉以来的古郡名，只有一个原则：避免重名，避免读音歧义。
所以原本大宋的诸路，都已经改为行省，但州改府还在逐步推行。
改动地名，并不是王伦一时兴起，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对天下人口户数进行一次统计，毕竟上一次大宋人口统计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正好在地名变动、辖区重新确认、均分田亩的同时，整理一下官方户籍黄册。
河北、山东两个行省的二十多个知府，都是由吏部推荐、政事堂合议后确定的，凡调派地方的知府，王伦都要亲自接见，细心叮嘱。
除了要求知府就任地方做好本职工作外，王伦还不断嘱咐，要求知府们对本地区的各种产业做一个排查摸底，要尽可能地创造更多的中小产业，鼓励百姓们发展经济作物种植、家禽家畜养殖、水产养殖、针对农产品的加工、手工作坊等。
他对华夏民族的勤劳从没有半点怀疑，只要官府不在法律制度上为难，提供一个相对宽松且公平的环境，人民的自我回血和创造能力总是很旺盛的。
除此之外，王伦又要求监察院定时以及不定时派遣御史巡察天下，为防止御史被收买，王伦又抽调诸部诸寺官员，临时挂御史头衔，进行异地巡视工作。
当初梁山攻占京东东路后，邹氏叔侄回归，邹渊坐镇登州蓬莱府，邹润继续统管盐业，王伦便以邹渊为蓬莱都督府都督，邹润为户部郎中兼山东巡盐使，负责沿海各地海盐事务。
山东盐务已经被邹润梳理得顺当，王伦打算派邹润南下淮南东路淮南行省以及两浙路浙江行省，协助萧嘉穗整顿那里的盐务。
皇宫文德殿内，又坐了七八个前梁山头领。
大宋的皇宫规模不大，此前宋朝皇帝在外面又建了一处延福宫，是皇帝后妃的游乐之所。但赵佶上台后，嫌弃宫苑狭小，便大肆扩建延福宫，有殿、阁近四十处，相当优雅舒适。
王伦曾去延福宫逛了一圈，觉得太过于文气，干脆将宫内赵佶收藏的诸多珍玩发卖，以供西北战事用度的军资。又清理出一片区域，修了围墙，设了游园，供东京城百姓游玩。
王伦召见的是王定六等水师将领，此前他命几人分领被淘汰的禁军以及刑事犯人等，疏通东京城四条漕运河流，京畿周边一直到由南京应天府改为归德府境内的河道，大致疏通完毕。
“陛下，漕运河道疏通挖掘的淤泥，农学堂的教授和老农们建议可以堆肥入田，我等已按照建议挑选了试验对比的田亩，明年开春后可见成效。”
说话的是王定六，他一直被王伦按在后方负责船只货运调度，也算是磨练出来了，这一次四条漕运河道疏通，他就是副主事，诸般事务调度得井井有条。
王定六受封一等句容县男，王伦觉得多少有些亏待了，毕竟小伙子自投梁山之后任劳任怨，只是他的工作很难在功劳上体现出来，评定爵位时不好认定，封伯有些高，便定了一等男爵。
自古修路挖河都是重苦力的活儿，王伦当初许诺，被淘汰下来的前宋禁军官兵，只要修缮疏通了漕运河道，就此放归家乡。
他有意效仿后世设工程兵，专一做大型的国家工程，但犹豫了许久还是没有定下来。
王伦不相信后人，他可以十分肯定，一旦他死后，或许只要再过一两个皇帝，国家正规军队就会被皇室、权臣们利用，被大规模用作各种非官办的工程当中去。
大唐、大宋已经活生生地展示过了，武则天时期大唐的府兵就被当作免费的劳动力和奴仆使用，导致府兵逃亡严重；大宋更是将厢军变成了工程队。
他好不容易才挽回了一点儿男儿当兵的口碑，总不能只坚持一代人就消失吧？
王伦才不会相信自己在位期间能够形成什么万事不移的定制和祖宗之法，别看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喊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好似大宋的守旧派都多么坚持祖制似的。
实际上儒家提倡“权变”，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思想，守旧派看似守旧，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罢了。
不然为何司马光上台后，没有全盘推翻王安石的新法，反而保留了许多对自身所在阶级有利的新法？
王伦要推行改革，除了制度变革外，思想上的革新也相当重要。只是王伦对儒学的研究不够深，他也没办法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出来。
自王安石变法后，大宋就形成了荆公学派，同时还存在着周敦颐所创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以及程颢、程颐的二程洛学。
随着王安石去世，支持新法的核心人物相继故去，洛学渐渐占据了上风，其他学说都已经式微。
王伦提不出新理论，但不重要，他决定先把事情做好，尽力寻求各个阶层、各个团体之间寻求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尽可能满足多数人的利益追求。
他相信只要朝廷的事务做到位，到时候自有大儒为我辩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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