雒于仁的升任缅中提学佥事的任命很快就通过吏部下达。
缅中都司在军事上自成一体，有巡抚、有总兵、有都司掌印，但民政上是挂靠在云南的，雒于仁这个缅中提学佥事的官衔自然是挂在云南按察使司名下。
就像辽东和山东一样，辽东的民政归属山东，辽东分守道和分巡逻道的官员皆是寄衔于山东的布政使司、按察使司。
缅中，朱翊钧是计划彻底消化掉，就如同大明开国之初的云南那样。
军事镇压，已经压的缅中趋于平静，虽然小打小闹不断，但没出过什么大乱子。
但缅中都司远远未到推行文治教化的程度，只是这个雒于仁上疏骂的太狠，不治不行。
明朝的各个卫所中，本就有卫学负责教授卫所中的孩童读书。
可为了人尽其才，朱翊钧硬是添了一个缅中提学佥事的官职，让雒于仁去缅中教化当地的土人。
你雒于仁不是有能耐吗，引经据典，小词一套一套的，那你去缅中都司教那些土人吧，他们绝对说不过你。
雒于仁的任命经吏部下达后，朱翊钧又着手调整了两个人事任命。
一，福建巡抚海瑞上疏请辞。
海瑞是正德九年生人，七十多了，虽有能力，可处理一省大大小小那么多军政事务，精力实在是跟不上了，心有余而力不足。
朱翊钧没有准海瑞的辞呈，而是将其调任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南京都察院本身就是个养老的衙门，事不多。
而且，南京都察院还有负责对南直隶官员的监察，把海瑞调过去，也不需要海瑞管事，南直隶有他这么一号人在，就够了。
二，将浙江巡抚傅孟春免职。
三法司和东厂、锦衣卫的人到浙江查办渎职的官员和稽查走私，一查查倒一大片。
渎职的官员上报到了朝廷，走私的海商，直接就抓。
出了这么大的事，身为浙江巡抚的傅孟春自然是第一责任人。
有了杀鸡儆猴的效果，市舶司和海防馆很顺利的在浙江开设。
之前在浙江开设市舶司和增设海防馆，福宁州的海防馆被倭寇烧毁，海防馆内的官员遇害，福建的巡抚和总兵皆被申饬。
这次，浙江总兵李应祥充分吸取教训，直接派兵保护市舶司和海防馆。
而市舶司和海防馆的护卫官兵。则是直接从京营中抽调。
安全方面，倒不用太过担心。
当地士绅层面呢，之前因为银矿的事，前任浙江巡抚王之垣已经狠狠收拾过一遍。
王之垣下手很重，能凌迟的绝不腰斩，能腰斩的绝不砍头，能砍头的绝不无期。总之，能死刑的绝不留活口。
在局势未明之前，当地的士绅没有太多动作。
市舶司和海防馆在浙江成功设立，但以后能不能顺利运行，那还要走一步看一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南直隶的市舶司，设在了苏州府，其他沿海地方设海防馆。
市舶司和海防馆在南直隶设立，情况远比想象中顺利。
因为首辅申时行、次辅王锡爵，两个人都是南直隶苏州府人。
朝廷开设市舶司和海防馆的目的，不在于为难人，而是稽查走私，收税而已。
只要交了税，不携带违禁品出海以及不与倭寇往来，你们出海之后，爱做生意做生意，爱做买卖做买卖，朝廷不管。
别说你们把货物卖到非洲去了、卖到欧洲去了，你们就算是把货物卖到火星上去，那是你们的本事，朝廷也管不着。
申时行、王锡爵，两个人一个是内阁首辅，一个是内阁次辅。相较于两个人的官职而言，让家乡的父老乡亲出海时交点税不算什么。
如果两个是监察御史、是六科给事中，为了家乡父老出海时不交税，我们俩在朝堂上据理力争，坚决反对在南直隶设立市舶司和海防馆，就算是把官丢了也不要紧。
可这二位一个是首辅，一个是次辅，这要是把官丢了，能不心疼吗？
更重要的是，首辅、次辅，看起来位极人臣，一片风光，可实际上高处不胜寒，盯着他们两个不放的大有人在。
只要市舶司在苏州府开设的不顺利，他们的政敌一定会以此为由咬住他们二人不放。
大明立国二百余年，权威已深入人心，公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就连普通百姓遇到事都知道去报官。
江南出身的官员是有很多，可大明朝堂上不光有江南出身的官员。
设立市舶司和海防馆，一下子多了那么多官位，同时国库也可以得到收入，非沿海地区出身的官员，是乐得如此的。
文官嘛，就是这样，只要不是面对皇帝，文官之间到处都是你死我活的争斗，一个利益圈子打击另一个利益圈子，是很正常的事。
至于当地的士绅豪强，没有朝中官员的撑腰，他们不足为惧。
况且，海瑞可是调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七十多岁的人了，谁敢冒头，指不定就会成全海瑞的最后一战，他们也有点投鼠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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