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康安要不惜一切代价置柴大纪于死地，就三番五次地给乾隆皇帝上奏，弹劾柴大纪。
乾隆皇帝本来是不打算查柴大纪的，可是最终经不住福康安的软磨硬泡，答应派和珅去调查柴大纪。
和珅到闵浙地区后，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突然想起用狸猫换太子的做法，把柴大纪用来替代常青的罪行，把常青的屎盆子扣在柴大纪的头上，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既救救了常青、恒瑞等人，又帮了福康安的忙，福康安以后一定会对自己有所感谢的。
和珅主意已定，就开始罗列了许多柴大纪在台湾犯下的罪行。
他上奏乾隆皇帝说：柴大纪在台湾贪赃营私，宽纵放肆，致使孙景燧放火纵烧民营，才引发台湾事发。
柴大纪平日里依仗权势，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巧取豪夺，霸占客家人的肥沃土地，才导致林爽文聚众滋事，最后引起林爽文揭竿而起，扯起大旗举行起义。
和珅向乾隆皇帝建议，万岁爷在镇压贼众时，对贪赃枉法的台湾贪官污吏也要进行惩戒，不然以后后患无穷，尤其像柴大纪这样的贪赃枉法之徒，更应该严惩不贷，革职查办。
最后，和珅还说：这种肃清贪官污吏的做法，早在圣祖康熙帝时就有过现成的例子。
和珅满篇大论的奏折，使乾隆皇帝由原来的不信柴大纪贪赃枉法，贪污受贿变成了半信半疑。
但是从乾隆皇帝的内心里说，他还是不愿意调查柴大纪的。在他的心目中，柴大纪在坚守台湾诸罗县城被林爽文围困时还是有功劳的，不应该对柴大纪进行革职查办。
乾隆皇帝为了照顾和珅、福康安两个人的情绪，就又派闵浙总督李侍尧前去督办柴大纪的案件。
李侍尧自从在云南被和珅整治过后，一直对和珅心存恐惧感，唯恐和珅再找自己的麻烦，给自己小鞋穿，所以不敢得罪和珅，就自然而然地站在了和珅的一边。
当然，对于福康安，李侍尧就更不敢得罪了。他是谁，他可是和乾隆皇帝有血缘关系的人，自己能得罪得起吗！
自己得罪福康安，头上的乌纱帽不想要了，再说严重点，自己的小命都不想要了。因此，李侍尧自然对这两个人的调查不敢有任何异议，只能随声附和。
乾隆皇帝还是不能确信柴大纪的犯罪事实，他又把任承恩、恒瑞等人押解到京城，亲自坐镇审讯，对柴大纪案子问个水落石出，证据确凿。
任承恩、恒瑞等一干犯人在和珅和福康安的暗中授意下，明白了把自己的屎盆子往柴大纪头上扣。
他们仿佛又看到了自己柳暗花明的另一面了。他们极尽之能事，把所有的脏水、屎盆子往柴大纪头上扣，只有抓紧时间告倒柴大纪，才是减轻他们罪行的最好时机。
这些人异口同声地说，台湾之所以酿成大乱，林爽文之所以起义，与柴大纪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柴大纪根本没有什么才能，也没有他奏折上写的那么勇敢和英勇善战。他给皇上上奏的都是假的，都是谎报军情，大都是赞美之词，也是欺诈之词。
乾隆皇帝听了这些人的口供，很生气，就降旨革去了柴大纪的职务。
柴大纪被乾隆皇帝革职后，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柴大纪想，诸罗县城被林爽文起义军围困时，是他率领军民团结一心，坚守城池，抵抗林爽文起义军的一次次进攻。为了守住诸罗县城不被林爽文攻陷，他整夜整日地坚守在城墙垛口，和守城的将士们同甘共苦，吃住在城墙上，日夜守城。
他发动诸罗县城的义民，捐粮捐款，支援诸罗县城守城的将士们，而且组织义民积极参加驻守县城的守卫工作，抗击林爽文起义军的攻击。他为了诸罗县城的安危，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认为，诸罗县城被成功解围后，他应该是功臣，应该得到乾隆皇帝的嘉奖和表扬，应该授予他“忠诚守城卫士”称号才对。
可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台湾林爽文的起义军被平定后，人人都进官加爵。他非但没有进官加爵，没有得到乾隆皇帝的表扬和嘉奖，反而成了林爽文起义的罪魁祸首。就连那些守城时贪生怕死的人，都因为他获罪被释放，他却成了这些人的替罪羊。
柴大纪被押解到京城审讯，他不断地鸣冤喊屈，说自己是守卫诸罗县城的功臣，为什么要拿他开刷，治他的罪。他没有罪，他是被冤枉的，是有人在故意栽赃和陷害他，是有人在故意往他的头上扣屎盆子。
听说柴大纪在不断地喊冤，乾隆皇就亲自复审柴大纪，乾隆皇帝两旁分别坐着和珅和大学士阿桂陪审。
柴大纪见了乾隆皇帝，就像见到自己的救命恩人，他泪流满面地说：“启禀皇帝，臣真的是冤枉啊。想臣在诸罗县城被围困之时，臣全凭一颗对皇上的忠心，满腔热血的支撑，才创造了诸罗县城数月不被林爽文贼寇攻陷的神话。现在诸罗县城被成功解围，可自己却成了历史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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