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时期的赏瓶，目前全国就一例，现存广州文物商店，带有雍正纪年款。雍正以后，赏瓶大规模生产，保留到今天的也非常多。皇上为什么要用青花赏瓶来奖励呢？首先青花表示清廉；瓶子上画的是缠枝莲，也表示清廉。皇上用青花和莲花，暗示“为官要清廉“。赏瓶一对，不仅是奖状，而且是警示。
我在很多年前逛一家商店，看见一个半截的赏瓶，没脖子，呈一个罐状。我那时也没钱，收入很少，就问他：“这个东西多少钱？“他说：“一百二十块钱。“现在听起来，一百二十块钱，不就是吃顿饭的钱吗？但当时这一百二十块钱对我来说挺多的。我一开始真不知道它是个半截的瓶子，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罐，它那口磨得还很平。后来人家告诉我，上面那截没了，这就是一个赏瓶的下半截，我那时是第一次听说“赏瓶“这个词。可我心想：这个东西是半截的，伤残了。我就很犹豫。那人就劝我：“这个机会很难得，少了半截，钱还少很多呢！要有个脖子，就值好几千块了，这不才一百多块吗？“我就是“听人劝，吃饱饭“，把它买了。
后来我在这个赏瓶上看出了意思。我通过它对赏瓶有所了解，就是从根上开始了解。尽管它没有脖子，剩下半截也够我看的。收藏本身是件内心快乐的事，不必强求，随遇而安。你碰到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尽管它是残的，但它便宜，我买得起；如果真碰上一个完好的，比如雍正的赏瓶，全国就一个，全世界就一个，要好几百万，我也买不起，就是看一眼。这种随遇而安、内心的快乐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瓷器生产为什么在这时形成一个高峰呢？主要跟当时的督陶官制度有关。康熙中期时，中央政府觉得政权已经稳固了，平定了三藩，收复了台湾，开放了海禁，这些都表明国家政权非常稳固，这时就开始有心思烧造瓷器，开始关心这件事了。我们一般把康熙统治的六十年，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二十年是一个时期。
清初景德镇的生产萎靡不振。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乱开始，对历史有点儿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当时对清廷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景德镇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康熙十九年，清廷把这件事情搞定以后，景德镇开始复烧官窑。最早应该就是在康熙十九年，御窑厂恢复。这时，政府陆续派督陶官去景德镇。第一拨人，是康熙二十二年由工部派下去的，这里面最有名的是臧应选。当时臧应选不是专门为督窑这件事去的，他管着好几个省，今天说来是很大的官了，督陶官只是他的一个兼职。但我们可以想象，让管几个省的大官，管一件烧窑的事，那说起来烧窑也不是一件小事了，可见皇上的重视程度。
臧应选被派到景德镇以后，首先明确了中央政府的一个态度，也就是皇上什么态度。当时御窑厂专门给宫廷提供日用瓷以及艺术瓷，首要是日用瓷。只有生活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你才会对艺术品感兴趣；你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时候，肯定对艺术品一丁点儿兴趣都没有。那么，御窑厂首先就提供日用品，比如盘子、碗、杯，各种实用的东西，后来才慢慢加上陈设瓷。
督陶官被派到景德镇以后，立刻就把当地最优秀的工人、最好的工作环境都结合在一起，其推动力量非常大。从康熙十九年起，清廷先后派遣的督陶官不算太少。康熙时期，最有名的就是臧应选、郎廷极。我们将来讲单色釉的时候，会讲到郎窑。雍正时期，最有名的是年希尧、唐英。唐英是雍正、乾隆两朝权力最大的督陶官，而且他是专职的，跟臧应选的兼职有所不同。《清史稿》这样记载：“唐英，字俊公，汉军旗人。官内务府员外郎，直养心殿。雍正六年，命监江西景德镇窑务。“唐英，唐俊公，他是在旗的八旗人，当时在养心殿值任。雍正六年，把他直接派到景德镇去了。
唐英这个人，我们应该对他有所了解。他的出身是内务府包衣，说白了就是皇上的家奴，16岁就进宫服务。他的出身和少年入宫的经历，形成了他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性格。你想，在宫廷里做事，出身又没有那么高贵，所以就形成这样一个性格。唐英是严格按照上方的旨意办事，皇上让他怎么着，他一定怎么着，甚至要做得更好。他挖空心思，要把瓷器烧好，要取悦于皇上。
唐英到景德镇的头三年，就是雍正六年到九年，跟窑工吃喝住都在一起，天天琢磨，终于由一个外行变成内行。乾隆八年，唐英在景德镇主持绘制了《陶冶图》二十开，从采石制泥、淘炼泥土到束草装桶、祈神酬愿，整个过程从头到尾，全部用画稿呈现。唐英给二十幅画都题了字，画不是他画的，字是他题的。《陶冶图》把制瓷工艺做了总结，这个工艺不仅仅有工艺学的特征，还有社会学的特征。比如最后一个章节就叫“祈神酬愿“，其实跟烧造没多大关系了，就是把瓷器都烧好以后，做很多仪式。因为烧窑是件很难的事，有时要靠天吃饭，你刚点上火，这边一下雨，一闷，可能就烧不好了，所以要祈神酬愿。所谓“束草装桶“呢，就是当时的包装，拿草把瓷器缠得紧紧的，装到木桶里，由水路运到北京。今天看，《陶冶图》是陶瓷工艺中最重要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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